如同哈利•波特里的噬魂怪，抑郁症能吞噬掉一个人生命中所有的欢欣，世界变得寒冷荒凉。随着春日里的几次自杀事件，人们开始讨论起一个禁忌之症：抑郁症。“这很正常，”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本刊记者：“在春季或秋季这类天气变化剧烈的季节，情绪活动剧烈，抑郁多发。”在无宗教信仰以抵御自杀行为的中国，自杀是个复杂的问题。2002年，加拿大籍精神病学流行病学专家费立鹏在国际期刊上提到了中国一种特殊的自杀——农村妇女服农药自杀——也许没什么精神性的疾患，更多的是冲动和中国特有的“以死明志，反抗非正义”。前年，在富士康工作的十几个年轻人又展示了中国式自杀的另一吊诡的形式。这次，毫无征兆地，一个年轻的南京女孩让人们忽然发现另一类中国式自杀的原因——严重的抑郁症。　　

对于自杀和抑郁，网络上开始流传几个数据：10%-15%的严重抑郁症患者最终会走向自杀，目前在中国15-2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占据首位的死亡原因，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抑郁症是自杀的主要诱因……不过，冷静下来思考，虽然有刺目的死亡数据，但仅就死亡率来看，与一些真正的躯体疾病相比，精神类疾病的死亡率并不算高。事实上，即使抛掉死亡不谈，抑郁症所导致的幸福感缺失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也许远大于它所带来的死亡威胁，抑郁症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世界范围内导致劳动力丧失的头号根源。　　抑郁症让病人生活在痛苦之中，然而，抑郁症的反面，却不是快乐，而是生命力。　　

抑郁的源起　　

专业术语说，抑郁症多呈家族聚群分布。对于这个结果，最初，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一个家族中类似的教育习惯——大量研究资料显示，遭受过虐待、曾经被性侵犯甚或只是生活环境的物质及情感条件极不稳定的儿童，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中，陷入抑郁的概率都要比常人更高。不过，也有人发现，生身父母患抑郁症的儿童，虽然被从未出现过抑郁症状的养父母收养，得病的概率仍会比一般儿童高。除了环境，抑郁也该与遗传有关。今天，人们已经鉴别出了一个与大脑某种血清素相关的“抑郁基因”5-HT——这个发现是追踪血清素而来。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在睡眠、攻击性、饮食及性活动中都干系甚重，抑郁症患者的血清素含量通常低于平均水平，而很多抗抑郁药物的主要功能正是提高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若可以遗传，和抑郁相关的基因为何没在进化中被淘汰？观察动物，发现动物在既不能逃跑又不能反抗的情况下，通常会丧失所有反应，与抑郁很像。最终，抑郁的进化优势被解释为：它减少了对权力的争斗，保全了群体。受压迫最深者不思反抗的“抑郁”确保了群体的团结。　　

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纪录片《走出抑郁症阴影》中，一个经历过抑郁症的女孩形容道：“如同《哈利•波特》里的噬魂怪，抑郁症能吞噬掉一个人生命中所有的欢欣，世界变得寒冷荒凉。”那个节目说：在青少年中，家长们的危险在于，他们很难区分，孩子是抑郁症还是青春期叛逆。除了青春期，生孩子也是抑郁症的重要诱因，新妈妈会产生“伤害自己或宝宝的可怕念头”。除了青少年和女性，老年人也是抑郁症的多发人群。另外，在挫折面前，倾向于检讨自身不足的人比寻找外部原因的人更容易抑郁。也因为这份自省，很多抑郁症患者在不发病时，会有高于常人的天分。　　

抑郁症并非现代病，在古希腊的典籍中，希波克拉底就曾把这种病描述成一种“持续过久的恐惧与忧愁”。抑郁症被认为是魔鬼的杰作。而新近的一些研究显示，这个魔鬼在网络时代应该是更强大了。研究老鼠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家凯利•兰伯特就曾发现，需要经过一些辛勤劳动才能得到食物的老鼠比那些坐在家里就有食物掉下来的同伴更不容易沮丧，能够有坚强的意志，坚持不懈地完成不断遭遇失败的挑战性任务。这让她想到了自己的生活，她认为，过去，我们的体力劳动能产生切实可见的东西，用自己双手获得了生存所必须的食物或是生活用品，大脑便很欣悦地依照程序产生了强烈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如今，人们需要从事更复杂的脑力劳动，却很少直观地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这让我们的大脑缺乏满足感的刺激，也就更容易抑郁。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医生张冰则提到了现代社会的网络通讯，“很多信息，有手机，有网络工具，看上去很热闹，然而因为通讯过于便捷，面对面的交流极少，人与人之间其实更疏远了。”张冰目前正负责上海市的一条自杀干预热线，他觉得，有很多自杀者，如果身边的人曾跟他们面对面谈谈，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抑郁如何衡量？　

精神病医生说：抑郁症是个体对自身和周边世界的认知出现了偏差的结果。然而，衡量这种偏差却并不容易。在整个20世纪的精神疾病分类工作中，抑郁症的判断标准在不停地变化。今天，精神病学家在进行医学研究或开发新疗法时偏爱1994年问世的美国DSM-Ⅳ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要满足“典型”的抑郁症诊断标准，患者必须在至少最近两周内，出现了下列症状中的5个，并且至少包括症状（1）和（2）中的一个：

（1） 心情持续抑郁；　　

（2） 对所有或者大多数平时感兴趣的活动失去兴趣；　　

（3） 持续而显著的食欲障碍，或者最近一个月内体重至少改变5%；　　

（4） 睡眠障碍（失眠或嗜睡）；　　

（5） 精神运动显著亢进或减少；　　

（6） 极度疲劳；　　

（7） 不恰当或过分的负罪感；　　

（8） 注意力难以集中；　　

（9） 为“黑色思想”纠缠，常常想到死，想到自杀。　　

除符合上面的标准外，症状必须不是由于药物作用或丧失亲友的悲痛导致，并已对病人的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症状持续时间超过两周。另外，当这些症状多年长期轻微存在时，可以诊断为“心境恶劣”，却并非抑郁症。然而，对于这类充斥着“持续”、“显著”、“常常”这类词语的诊断标准，同样有质疑的声音。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抑郁症病例激增，就有人提出质疑：这是不是一种“疾病营销”？一个社会怎么会如此迅速地陷入抑郁之中?不过，今天的中国，情况却与90年代的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对于我们究竟是忽视还是夸大了抑郁症的问题，张冰回答说：不管是忽视还是夸大，“那都是对抑郁症缺乏理解。”而对这个问题，国家职业心理咨询师蓝枫解释道：在中国，两者都存在，只是出现的地方不同——真正需要救助的抑郁症患者不敢去寻求帮助，就医时往往病情已非常严重；而更多的，在并不抑郁的公众中，抑郁这个词却被一而再地渲染，导致大家对它已经丧失了警惕性。在流传甚广的松鼠会网文《抑郁，流行的不一定都是病》中，蓝枫提到：本来只是一般的情绪不佳，却因为不断被施加的压力和暗示，不断对自己重复，“我抑郁了”、“我有病了”，最终假戏真做，从假性抑郁变成了真正可怕的抑郁症。　　

抑郁了，怎么办？　　

纪录片《走出抑郁症阴影》中，一个疑似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大学生的妈妈说： “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是个精致脆弱的世界，你还得注意抑郁症的问题。”而一个病人形容自己被确诊为抑郁症时，“一下子有了力量”，“心里有个什么东西好像跳起来了”。“它是一种病，这种病有名字，还可治愈……”

然而，普通人在碰到什么症状时该向心理机构去寻求帮助？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徐凯文博士说：觉得自己情绪比较低落就去心理科看看。他说，“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有头疼、咳嗽的迹象就去看医生。”不过，在中国，去看精神科医生并不简单。“这个病很痛苦，很多人还不敢讲，怕被认为是精神不正常。”一位抑郁症患者说。这是一种“医耻感”，张冰这样总结，这也是咨询热线的优势，不用面对面，病人需要承受的就医心理压力会小一些。在心理援助热线中，专业人员与电话另一头情绪低落的说话者交谈，判断对方的抑郁情况，取得信任，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抑郁症确诊后，治疗时，通常需要服药和心理治疗同时进行，但通常，这类药物需要很长的疗程才能见效。“大约至少要坚持半年。”徐凯文说。徐认为抑郁症是可以痊愈的，但仅靠医疗手段还不够，“要彻底根除抑郁，需要通过系统的心理治疗移除患者现实压力，并且接触和修通早期内在的心理根源，如家庭环境或亲子关系中爱恨交加的情感纠结。”一位服用过抗抑郁药物的抑郁症患者形容自己服药时的感受，她说：“药物让人放松，但绝不是灵丹妙药。”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去应对抑郁，抑郁者可以去专业的精神科医院、正规三甲医院的临床心理科，以及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然而，在中国，这类机构和医生远远不够——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位精神科专业医师，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大约每733人中有一个。在最近发表的学术论文《论政府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责任边界》中，中南大学的精神卫生科学专家肖水源和他的学生建到：“投入大，收益小”是精神卫生产品和服务的特性，这决定了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担责者应该是政府。　　

在《走出抑郁症阴影》中，菲利普•布盖尔（Phillip Burguieres）曾经是财富500强中最年轻的CEO，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在办公室已经完全不能工作了，一时间，他开始“百分之百确认，没有了我，老婆孩子肯定能过得更好”。后来，菲利普通过服药和心理治疗恢复了健康，康复后，他成了高管圈子里义务的抑郁症纾解员，还为所有的雇员上了精神健康方面的保险。（ 文/心理健康部田园园摘自《南方人物周刊》）